袁树珊于1881年出生在医卜世家，家学渊源。

早年随父寓居镇江，以医为业，兼以算命卜卦。

他考秀才未能得中，后来就学北京大学，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，学成归国有进入官场的机会，但他并不热衷功名利禄，回到家乡仍以医卜行世。

据说他曾经见过孙中山，说孙“贵不可言”，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“富贵”，而是“薄天子之位而不为”的流芳百世之“清贵”。

他虽然名声大，但自谦为“薄负时誉，饘粥有资”。

每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都有其大、小传统，大传统由主流精英们赓续，小传统则由民众日用、由江湖人士传承。

在中国，这一小传统大概可称为“医、卜、星、道”一类的职业或社会服务业了，它们在现代大潮面前一度无抵抗之力，几乎面临毁灭的命运，如众所周知的中医取缔事件。

其实不仅中医，就是算命先生们，都曾遭到多次取缔。

民国17年，国民政府曾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，这相当于将要砸了很多人的饭碗。

当时的江湖术士袁树珊为此写了一本书《中西相人探原》，引经据典，为算命职业和算命先生们辩白。

这本书受到了当时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赏识，在星相学界传为美谈，也奠定了袁树珊在星相学界的地位。

但袁树珊本人并不迷信，他曾经说：“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：一是受重大刺激；二是迷于名利；三是有的走投无路，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，善为指点。”可见袁树珊对人情百态的洞明。

到了30年代，袁树珊不再行医，而专心于命相之业。他的名声很快给他带来了大客户，“利见大人”。

最先见到的大人物是国民政府的大员何应钦，何在袁树珊处算命后，非常佩服，向蒋介石推荐。

蒋介石也好奇，就去见了袁树珊，袁的直言批述很得蒋介石欣赏。

如此一来，从政界显要，到富商巨贾，都以手持袁先生所批命单为荣。

自己也能掐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曾派人去求袁算卦，对袁信服后又派专使，重金请袁出山。

袁树珊的回答是，“吴威喜则树珊荣，吴威怒则树珊恐”。袁树珊也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命理大师

传奇命签： 

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曾经请他批命，袁树珊从缪斌少年中年，富而且贵开始批起，几乎都吻合，最末一句有“受累于吴”的话，大家不理解。

后来缪斌投靠汪伪政府，做了汉奸。抗战胜利后，缪斌沦为阶下之囚。

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出面，向蒋介石求情。

吴稚辉过于认真，多方游说，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。

加上当时传说缪斌之投汪逆，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。

如此隐情，令政府和领袖颜面何在？于是，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，以正视听。

跟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相比，缪斌的命运确实应了袁树珊的“受累于吴”之谶。

1938年，南京失陷，某国民党军官睢团长夫妇、营长郭岐、宗副官等四人，兵败后辗转来到上海。

睢团长非常相信命相之学，认为应当就近拜访命理大家袁树珊先生，以得指点。

郭岐并不相信命运，经不住其他人劝说，就一同前往。

袁树珊为其他三人看完相后，再看郭岐：“郭先生是军人，到40岁时可升少将师长。

后在沙漠中作战，因此战失败，将有性命之忧。不过，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，从此一帆风顺，后福可羡。”

四人后来顺利逃离上海，经香港到武汉归队，郭岐不时升调，40岁时升为少将师长，戍守伊犁区精河县。

1945上半年，伊犁、塔城、阿尔泰三区叛乱。

郭岐的兵力全部覆灭。战事发生之地，正是沙漠之中。

因为缺水，郭岐渴至昏死，后为敌人救活，于战后交换战俘时，始又归队。

后郭岐赴台湾，一生顺利，子女多有所成就。至此，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。

1949年后，袁树珊移居香港，他也为世人留下了几个著名案例。

袁树珊也曾有过为民国京剧三大家之一马连良的算命故事。

马连良夫妇离开香港之前，曾请袁树珊卜算。

其结果用袁先生的话来说，“你（马连良）还有十五年大运。”

迷惑不解的夫人追问：“那他十五年以后怎么样？”

心有所悟的马连良不等对方答复，拉着夫人说：“你就别问了，只要有十五年好运，也就行了。”

果然，从他离港北归，到猝然而去，掐指算来：整整是十五个年头。”

弘医办学：

跟并称民国三大命理学家的韦千里、徐养吾等人不同，袁树珊并不专心于算命。

他更像一个自由的读书人，袁的父亲就曾看出袁的八字，“虽然五行缺水，但能得天时的水来补救，终究聊胜于无。

因此为人虽然愚笨，但学可以小有成就；名声虽不显扬，品德尚无缺陷。

如果能读书安命，择交治生，一定不致于坠败家声而为饿鬼。”

袁树珊成名后，也多跟文化人往来，他自书楹联，上联是，“十亩栽桑，十亩种田”；下联是，“半日诊病，半日读书。”

学者罗振常曾为袁树珊的命相书作序，称其命理著作“辞旨明畅，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”，“非术士之所能为也”。可见袁树珊并非只是一个江湖术士。

袁树珊不爱财，也不聚财。他虽然名声大，但自谦为“薄负时誉，饘粥有资”。

对于资财，并不为意，他曾有心重修汉司马季主之墓和严君平之宅，“一以发潜德之幽光，一以保固有之国粹”。

袁树珊有他佩服的人，他最崇拜是武训和伏羲，一为行乞兴学的圣徒，一为中华人文始祖。

他的理想是兴办一所义学和建一座伏羲庙，在有了一点积累后，他就学习武训，在家乡小袁巷，以袁家祠堂的房屋作为校舍，兴办义学。

取“袁安卧雪”的典故，学校命名为“卧雪小学”。

学校不收取学费，免费发给学生们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。

为了使学校经费有长期保证，袁先生还出资购买了20亩地作为校产。后来，他又把建好的伏羲庙改为校舍，创办“伏羲小学”。

抗战期间，社会经济崩溃，袁树珊财力不济，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学杂费。

袁树珊非常愧疚，特地为学校做了一块匾额，亲书“不如武训”四字。

可见袁树珊并非一个庸俗的江湖术士，他自有操守、追求。

他的儿子袁福儒曾想跟他学算命，他反对说，“我有两套衣钵，一套算命，一套医学，我死后，你把算命这套衣钵砸烂烧掉，继承我的医学。”

袁福儒从此不再沾染半点命理，而专心医理，后来留学日本，继续学医，学成而弘扬国医，成为一代医学大师。

袁树珊对命相业的认识，在当时现在看来都堪称公允客观。

袁树珊认为，卜筮相术算得上中国的国粹之一，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，源自上古，显于殷商，于今为盛。

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，无异于掩耳盗铃。当然，出必问，行必占，更是问道于盲。

只有精研此术，破除神秘，直得本原，方可去除迷信，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。 

但袁树珊并没有将命相跟现代科学相联系，这是一大遗憾。

究其实，这跟现代学科知识在社会上的发展状况有关。

我们说过，任何社会都有大、小传统，小传统之所以在发达社会边缘化，是因为那里的新闻出版发达，那里的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精神分析学等发展得及时切实，能够安慰、服务于世道人心。

而在知识演进不能服务于当下人心的社会里，人们有所疑惑困惑就只能求助于小传统中的宿命论。